2025年3月23日,奥巴马医改(ACA)迎来了十五周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医疗改革,而对我而言,它更是一道为我敞开的生门。若没有这项法案,我或许无法坚持到今天。
在医改之前,像我这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有住院记录的人,根本无法以个人名义购买保险。为了活下去,我只能拼命寻找带医保的工作。那时,找工作的目的早已不再是为了追求梦想,而是为了求生——为了能拥有医疗保险,为了能去看病。
奥巴马医改改变了一切。法案通过后,保险公司再也不能因既往病史拒保。我终于能像普通人一样,获得应有的治疗,不再被医疗体系视为累赘。然而,真正的考验并未结束。
在我二度严重心衰的时候,病情复杂且危急。医院之间紧急沟通,为我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得以顺利转入UCLA。讽刺的是,这份“顺利”除了医院的协作,还因为我当时的保险比较好。我当时在公司供职,拥有一份覆盖范围广且报销比例高的PPO保险,我当时咬牙花巨资买了最贵的一档。而在美国,看病的体验与保险直接挂钩,优质的保险不仅意味着更快的就医通道,还能让我接触到更顶尖的医疗资源。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踏进UCLA医院的情景,恍如隔世。宽敞明亮的大厅、忙碌却有序的医护人员,与当年在政府医院就诊时的压抑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位主治医生冷漠的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回响:“如果你有保险,可以去UCLA、Beverly Hills或Cedars-Sinai医院;没有保险的话,你基本上就被困在这里,没人会在乎你。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条再平常不过的事实,但那句话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残忍地割在我心上。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病痛,还有一种深深的屈辱——仿佛没有保险就是我的错,仿佛生病就该被惩罚。
后来,当我终于站在UCLA心脏专科门诊的大楼前时,心里五味杂陈。最初,医院为我安排的是普通心脏科门诊。接诊的是一位女医生。她简单查看了我的病例,轻轻摸了摸我的脚踝,便判断出我的心衰情况比之前严重得多。她立刻拿起手机,直接联系了对面的Advanced Heart Failure门诊,竟然当场说服了那边的医生,把我临时加塞了进去。就这样,那位心衰专家成为了我的主治医师,后来一直负责我的治疗. 后来,LAC+USC分家,USC新成立了专门的心衰门诊部,负责人正是我的心脏科主治医师。他被USC高薪挖走了。
随着病情日渐加重,我最终辞去了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只能自己购买保险。能够继续在UCLA治疗,也确实多亏了奥巴马医改。不同保险带来的就医体验依然天差地别, 有钱人可以在最好的医院享受好的资源,而社会底层仍然是要在基层诊所反复奔波。尤其是医生的资质,他们是云泥之别。顶尖医院的专家团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前沿的治疗方案,而政府医院或许多私人诊所的医生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只能按常规流程机械应对,甚至未必能及时察觉病情恶化的征兆,治疗方案也常显得陈旧。我肯定不是属于有钱人那一挂的。能挤进UCLA看病,更多是因为运气好。事实上,没几年后UCLA就暂停接收像我这种情况的新病人了,除非你是拿着红蓝白卡的老人家或残疾人士了。UCLA 一般只接受商业保险。
虽然医改并不完美,但无论如何,它为像我这样曾被边缘化的人,重新打开了生的希望之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满怀感激。如果没有奥巴马医改,我或许还在政府医院的长队里苦苦等待,或许已经倒在了等待的路上。疾病依然如影随形,未来或许充满变数,但我仍愿怀揣一丝希望。我希望有一天,‘有没有保险’不再成为生命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