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县医院流浪记
引言
我觉得我人生总是悲伤多于快乐，苦难多于 甘甜。生命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有时平静流淌，有时却暗藏漩涡。对于我而言，这条河流在心脏病的阴影下变得格外曲折。流浪在洛杉矶县医院的那些年，是我这一生里难以忘却的记忆。正是因为这里的经历，我变得格外坚韧。
那些艰难的岁月，仿佛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没钱、重病、无处求医，被追债，被迫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医生们冷漠地将我视为一个号码。在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冰冷的迷宫，四处碰壁却找不到出路。
如今，再回首那段漫长的日子，正是在这些看似无尽的苦难中，我学会了如何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如何在困苦中寻找前行的力量。那些在洛杉矶县医院里流浪的日子，教会了我坚韧与勇敢。
（一）医改法案和旧医院大楼
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前，美国的各大健康保险公司可以无理由拒绝为有既往病史的人提供保险。像我这样有既往病史的人，是无法通过个人途径购买保险，只能依赖有限的公司福利或工作提供的医疗保险。由于保险公司可以任意拒绝承保，我不得不为了治病四处寻找带有保险福利的工作，这个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那些年，每一次寻找新工作，我的首要考虑都是是否提供医疗保险。大公司通常福利优厚，但由于我的工作经验不足，难以获得这样的机会。奥巴马医改通过后，美国所有公司被迫根据法律规定为所有员工购买健康保险，这一变化对于像我这样的病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改革。
在没有健康保险的日子里，我只能依赖政府医院，这段经历充满了辛酸和挣扎。每次在冰冷的医院走廊上排队等候医疗服务时，我都充满焦虑和无奈。那些漫长的等待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说实话，在那个年轻的年纪被诊断出心力衰竭确实不是普遍的情况，有心力衰竭大多都是老人了，而老人大概率已经有健保计划覆盖所有医疗所需了。大多数年轻人都健健康康，享受着青春的活力，对购买保险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年轻时，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健康无忧，不会轻易生病。医疗保险公司也喜欢为这些健康的年轻人提供保险，收取保费而风险很低。然而，有些人却并不那么幸运，比如我。因为先天的健康缺陷，健康保险公司从不考虑为我提供任何帮助或保障。我的健康问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障碍，阻碍了我获得基本的健康保险权益。
奥巴马医改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是禁止保险公司因既往病史而拒绝承保，这为我和许多其他有疾病背景的人提供了迫切需要的保护和安全感。
尽管有人批评奥巴马医改的保费高昂，认为它不人道，都是用有钱人的钱来支付给那些穷人。但对于像我这样生活在医疗费用高企的人来说，这一法案意味着生命的重要保障。政治和税收问题或许复杂，但这种改革对于改善个人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年的LAC+USC属于政府管辖的医院。在新医院大楼的背后，有一座古老的建筑，那是旧医院大楼。这座大楼的门口极为宏伟，门口有条长长的石阶，仿佛通往一个深藏历史的神秘殿堂。走进大楼，每一块砖、每一处墙壁都弥漫着岁月的沉淀和医疗历史的厚重。曾经熙熙攘攘的走廊如今静谧无声，仅余历史的回响在斑驳的光影中若隐若现。
大楼内部，尽管时光流逝，仍然能感受到曾经医疗技术的先进与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在这里，曾有无数患者为了重获健康而接受治疗，他们的希望和医疗团队的努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建筑独特的氛围和历史的印记。
在当时，因为贫穷或者没有健康保险计划的人，都会汇集到这里求医。因为这里提供免费医疗，所以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每天人多的仿佛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匆匆忙忙地走过，他们的脸上或许写满了焦虑和期待，或许是希望和绝望的交织。在医院大楼门前，人群涌动，病患与家属、医护人员与志愿者，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形成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
沉重的医疗气息和每个人心头的担忧在空气中交汇，使得这座大楼不仅仅是一个医疗设施，更是一个社会命运交错的象征。旧医院大楼虽然已废弃多年，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对医学进步和医疗改革不懈追求的见证。每一个角落，都仿佛在默默述说着医疗界的变迁与时代的巨变，让人不禁感叹医疗科技发展的速度和人类对健康的渴望。
现在洛杉矶县医院已与USC医院分离，并更名为洛杉矶综合医院（Los Angeles General Medical Center）。由于无法满足加州医院的现代化标准，它已废弃多年。据说现在一楼被租给了一个健身房，可能是YMCA之类的。虽然这座建筑不能再作为医院使用，但至少还能作为一般办公空间被利用。
当年为了治疗严重心律不整和房扑，我的心脏射频消融术就是在这栋老医院大楼里进行。
( 二 ) 住院
那一年，我刚从机场回来，当天晚上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具体哪里不舒服却说不上来。躺在床上时，只觉得胸口沉重难受，接着开始不停地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我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拨打了911。急救人员很快赶到我家，我当时难受得不行，只能躺下不动。急救人员开始为我量血压，告诉我血压比较低，并指出我的嘴唇呈紫色，心率徘徊在二百多。另一位急救人员随即说道：“情况很明显了，赶紧送医院。”他们迅速搬来担架，把我抬上急救车。随后，急救车鸣笛呼啸，飞速将我送往最近的医院。
印象深刻的是，救护车一到医院门口，护士和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担架被抬下来，护士和医生好像踩着风火轮似的，飞一样的把我推进去抢救室。医护人员们动作迅速，立即连接上所有的监护设备。其中一位医生像闪电般出现在我床前，同时旁边的急救人员帅哥一直牢牢握着我的手。医生抬头看着监护屏幕，我跟着他的目光望去，屏幕上显示的心律是200。医生迅速发号施令，我也没有听明白他说了什么。医护人员开始给我打针，给我上吊瓶。我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了什么药物，边上的护士在我身边来回忙碌。过了一些时间，听到护士突然大喊：“医生，心率又飙到198！”当时我心里一沉，觉得药物似乎没有起作用，自己是不是要完蛋了。
随后，另一位医生赶来，用电复律试图稳定我的心率，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医生决定使用电击心脏除颤。护士拿起剪刀准备剪开我的衣服，并贴上电极贴片，她对握紧我手的急救帅哥说道：“你得回避一下，毕竟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当他们把面罩往我的脸上一盖，我就失去意识了。再醒来，我的心率恢复正常了。
电击心脏进行除颤后，才勉强把心率稳定下来。然后就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身边的护士兴奋地告诉我：“终于给你在重症监护室找到病房了，楼上刚好有个病人去世了，正在打扫干净，你挺幸运的。”听完之后，“幸运”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徘徊。我很快就会“幸运”地躺在一张刚刚有人去世的床上，我心里真的只能呵呵了。这个重症监护室倒是很高级，四面都是玻璃，护士台在中央，绕着护士台四周都是不同重症病人的房间，护士基本上一目了然。
在重症监护室里，有一个护士，她有点矮有点胖，估计是新手。那个置留针被她扎了10次都扎不进去，疼得我忍不住骂娘，爆脏话把她骂哭了，她匆匆忙忙去把护士长请来，护士长也是扎了3次才扎进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没有忘记那个被我骂哭的护士，因为我挺愧疚的，从此以后我对护士们都尽量礼貌。
重症监护室住了5天后，我被转入了普通病房，又在那里呆了四五天。回忆起那段日子，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住院的费用会是多少？每当我看到护士或社工，我都会不安地问他们费用的情况。他们每次都耐心地安慰我，让我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先专心恢复健康。
有一天，病房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边，带来一丝温暖。一位亲切的护士走到我的床边，轻声问候。我注意到她说着流利的中文，便急切地向她询问费用问题。她微笑着对我说：“如果你收到医院的账单，就别理会它。这家医院有慈善捐款基金，可以帮助像你这样的病人支付费用。”她的话如同一股暖流，让我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一些。她的安慰和那温暖的阳光一起，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心和希望。
在普通病房的日子里，每天都有许多医生轮流查房，多到我几乎记不住谁是谁。不止医生，隔壁科的护士路过顺便也来打招呼。仿佛参观动物园时见到珍稀动物般，都要过来瞅上一眼。我心里有些不自在，总觉得自己像是被展示的标本。
某天，一位护士笑着对我说：“你都成了这楼层的名人了，你是我们这楼层里最年轻的心脏病患者，大伙儿都想来看你。”听到这话，我的心情复杂，有些无奈，也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成为“名人”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这么多医生过来“查房”，原来我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虽然这份关注让我感到几分温暖，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压力和不安。我只希望自己能尽快康复，回到平凡而正常的生活中。
有一天，我忍不住询问医生我的病到底能不能好。医生们都说：“你这么年轻，年轻就是本钱，恢复能力很好，我相信可以好的。”当时，医生对我许下了希望，我也选择了相信。因为对疾病缺乏了解，无论是医生还是我，都没有预料到这将是伴随我一生、无法抹开的魔咒。那时的我，心里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告诉我，许多事情并非如我们所愿。
因为心脏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住院治疗期间一直挂着胺碘酮的吊瓶。这种药物非常强效，虽然能够有效控制心率，但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由于长时间频繁打吊针，我的置留针胳膊肿得像猪蹄一样，护士不得不换到另一只胳膊继续输液。
出院后等待手术的期间，医院开了胺碘酮口服药。我记得匆忙去Rite Aid药房取药，由于没有保险，只能用现金支付，药物费用超过100多小200美元，在当时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饭钱。站在药房柜台前，我拿着药瓶，细细阅读着药物的说明书。周围的人群匆匆忙忙，仿佛我是世界上唯一被暂停的人。
( 三 ) 躲债
我在医院住了将近两个星期，欠下了十几万美元的医疗费用。住院费一天一万多，再加上其他无数个医生查房的诊费和检查费，账单像雪花一样不断飘进来，多得让我害怕，多得我根本不敢去拆信。记得当时那位会说中文的护士安慰我说别理会账单，我便真的不去理会。然而，结果是过段时间就会有账单催款的信件再次寄来。
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写了一封赚人热泪的信，放进回邮信封，附上账单寄回给医院和那些无数个医生。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病得很厉害，没有钱，还得想办法进行心脏消融术，连手术的安排都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接受治疗。我没有保险，也没有人肯帮我。我都快死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写完信，我心里既有一丝希望，也有一种莫名的绝望。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引起他们的同情，或许他们只是每天面对无数病患的冰冷数字，而我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但此刻，我已经无路可走，只能寄希望于这些字里行间的恳求能触动他们的心。那种无助和绝望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汪洋中孤立无援，只能依靠最后的呼救声，希望能够换来一线生机。
医院率先回复，指导我申请捐助基金。随后，911救护车的账单也不再催款了。其他医生的账单也减少了一大半，剩下一些比较没有同情心的医生依然在催款，后来还把账单卖给了催债公司。催债公司天天打电话恐吓我。其中有一个500美元诊金的医生账单，催债公司甚至威胁要到法院起诉我。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为了躲避催债，不得不换电话号码，换地址。每晚都是在眼泪中慢慢地睡过去，心中的恐惧和无助挥之不去。那种绝望感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深渊中挣扎，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每一次催债电话的铃声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敲击在我本已千疮百孔的心脏。尽管有一些帮助和缓解，但那段日子依然是我生命中相当难熬的时期。
被追债，还得安排自己进行消融手术，那种煎熬不是文字可以形容的透彻的。这些债务和恐吓电话如影随形，已经伴随我好多年。消融术后的账单又额外增加了将近三万美元的费用。我以为政府医院可以免费为我做手术，但事实并非如此。医院只是免除了大部分费用，我还是要负责自己的部分，而我需要支付的金额接近三万美元。看到那张手术账单的时候，我已经麻木了，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假装没看见。政府医院寄了两三次账单之后就不再寄了，估计我只是他们无数个欠款病人中的一个。往后的很多年，我都不敢申请信用卡，至少熬过了七年，只用现金结账。
( 四 ) 手术
出院后，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我只能转到了当年的政府医院LAC+USC进行后续治疗。我记得出院时被安排了一个USC的比较好的专科医生，让我打电话去预约。我致电过去，对方的护士告诉我，如果没有保险，门诊费用要三百多美元，仅仅是一个15分钟的咨询。那时对我来说，这个数字简直是天文数字，吓得我立刻挂断了电话。我呆望着窗外，眼泪止不住地流，感到特别无助。后来，我收到了住院医院的社工的电话，她告诉我，有个USC的护士给她打了电话，询问了我的情况，担心我突然挂断电话可能出了什么意外。我颤抖着解释我无法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于是，她帮我安排在政府医院LAC+USC接受治疗。而那位医生正是那位USC专科医生的学生，他在政府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家政府医院。
慢慢地爬上那长长的阶梯来到大门口，我需要停下来喘口气歇息一下。说实话，我已经不太记得以前医院内部的样子了。但是，最让我难忘的是医院走廊的地板上用不同颜色画着的许多横条，每条横条都指向医院的不同区域，这些是用来指路的标识。如果你问医院的工作人员某个科室怎么走，他们会告诉你，跟着那条X色的横条一直走，看到几号房间就是了, 特别好找。
来到心脏科就诊，医生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看起来很年轻。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果没有看到救护人员的记录，我都不敢相信你的心率居然飙升到220，这在我这行业里是前所未见的。”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你现在服用的胺碘酮是什么药吗？”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这是一种只有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才会使用的药物。要进行消融手术，我们必须等待这种药物完全排出你的体内，这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在此期间你出现心脏病发作，你可以试试将头浸入水中，或者立即前往医院。虽然听起来有点滑稽，除了停止药物和等待外，我没有别的选择。”
熬了一个月，终于迎来了进行消融术的那一天。清晨六点半，我准时抵达医院。当时心情颇为低落，主要是因为财务上的担忧。住院的各种费用以及追债公司的不断催促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此外，消融手术和住院的费用对于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简直无力承担。但是在美国治病，好在可以先让你治病，然后再谈钱。
当我躺在病床上等待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看到一位女医生走进来，找到了准备为我进行消融术的医生。他们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讨论着我的病情。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了解到这位女医生竟然是那位消融医生的导师。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位女医生正是我之前因诊费过高而被我挂断电话的那个人。听着他们说着一堆专业术语，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但有一个词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Atrial Flutter。女医生反复强调，“Its obvious, look at here, its atrial flutter。”在她的不断重复下，这个词顺势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他们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后，除了连接各种监视仪器，他们还把我的手脚牢牢地固定在手术台上。医生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我在消融过程中乱动。当年我做心脏消融术时，根本不用麻药，也许用了一些镇静剂，但基本是完全赤膊上阵，脑子完全清醒。医生用药物诱导心脏再次出现房扑和心律失常，以确定消融的确切位置。医生用激光开始消融心脏组织时，胸口的滚烫和剧烈疼痛持续了好几分钟。整个手术过程来回消融了三次才结束。估计在地狱被火焰炙烤的感觉也不过如此。现在技术肯定好多了，比如使用twilight sedation，你清醒后手术已经结束，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或记忆。但那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需要诱发心脏出现房扑，所以没有使用麻醉。手术结束后，我的肌钙蛋白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躺了四天。
旧医院大楼的重症监护室显得阴森而拥挤，每个病房就像是深深的防空洞，没有门，只有宽大的门口映衬着昏黄的走廊灯光。每个房间都不过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勉强容得下一张床和站立的空间。我躺在床上，正对着门口，任凭医护人员来来去去，匆匆忙忙。
对面的病房曾住着一位韩国大叔，他每天都向我友好地打招呼，但我却默不作声。我根本听不懂他隔着走廊对我说的话。不久他就出院了，而我依旧留守此地。而后，另一位患者搬进了对面的房间。那是一位墨西哥女人，年岁已高，看起来疲惫不堪。护士们紧随其后，推着那台笨重的透析机进入房间。
住院期间，唯一来看望我的是打工地方的老板娘，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探望过。当肌钙蛋白降下来后，我被转到普通病房，一天后就被准许出院。出院那天，护士问我谁会来接我，我谎称我父亲会来。她相信了，让我一个人坐在等候室等着。等她走远了，我慢慢起身离开。
消融手术时，一条导管从脖子扎进去，另一条导管从大腿内侧扎进去，因此手术后，我走路时右腿有些跛。我的随身物品都装在医院提供的大袋子里，斜挎在肩上。我慢慢走到医院的大门口，站在门外，仰头看着那蔚蓝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清新而冷冽，给人一种孤独的清醒。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感觉挺凄凉，但却哭不出来。仿佛所有的眼泪都已经在漫长的无助中干涸，只剩下无声的叹息和内心深处那份说不出的惆怅。
大门口那一段台阶，我花了十几分钟才走下去。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艰难，仿佛每个台阶都在提醒我身体的虚弱。沿着坡道，我像乌龟一样缓慢地爬向公交车站。站在烈日下，我等着公交车，自己坐车回家。或许我是最后一批在那里住院的病人了，因为那时门诊已经全面迁移到新大楼。
在很多年以后，我对现任心脏科医生说，我不想再进行心脏消融了。她问我为什么，我简单描述了当年的消融经历，她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她问：“为什么不来UCLA呢？”我回答：“我也想来，但我没法来呀。” 我总在想当年那个医生是不是实习医生，是不是拿我来练手，如果我当时能在UCLA进行也许就不会变成后来的样子了。
( 五 ) 门诊
每隔6个月，我都得去新医院大楼二楼的心血管科门诊部复诊。新楼就建在老楼的旁边，设施虽然现代，但人满为患。每次去都需要等待至少四五个小时，等待区总是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疲惫的气息。严重的时候，我需要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他们下班，只为了5分钟的复诊和拿药单。
看诊的医生通常是住院实习医生，年轻而忙碌。他们甚至不会看我的病例，草草地问几句，然后去咨询主任医生。接着，他们回来时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敷衍几句，开出药单就让我离开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每次都耐心等待，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能够得到治疗的唯一途径。
有一次的就诊经历我永生难忘。住院医生处理完后，主治医生过来进行了非常简要的检查，他似乎对我所有的问题都感到非常恼火。他告诉我：“如果你有保险，你可以去UCLA、比利华山庄或锡奈医院。没有保险的话，你基本上就被困在这里，没人关心你。”说完，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让我坐在那里思考他的话。他让我觉得好像我因为没有能力住在比利华山庄而感到有罪，因为没有保险感到有罪，因为天生的疾病感到有罪。
在政府医院看病，每年都得进行一次收入核实，他们要求提供工资单。其实，这只是走个过场，没人真的去查你，他们也不认真看。这一流程形式大于实质，只是为了满足手续上的要求。
每次去复诊，心血管科门诊部都坐满了人，甚至没有地方坐，我只能坐在落地窗旁边的地板上。等候区是一个大开间。出电梯右转，可以看到尽头是一面落地窗，再左转就是那个大开间。往前走有一个长长的柜台，边上排满了长凳和沙发。去前台登记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整个空间虽然宽敞，但人头攒动，每次的等待都让人觉得无比煎熬，却不得不耐心坚持。
那里有很多人看病，有流浪汉，有各个族裔的人，但是墨西哥人居多。因为漫长的等待，医院会提供零食购买。推着个小车子像火车上那种，上面摆满了各种零食、糖果、薯片。我从来不购买，因为太贵了，我不舍得花钱。那些墨西哥的大妈大爷总是忍不住买了又买，吃个不停。按理说这是心脏科，心脏病人对食物的限制不少，但那些墨西哥的大爷大妈好像满是不在乎，吃得很自在。这就引发了一些想赚小钱的某些人群。有几个来等待看病的老墨大妈顺带也带了一堆零食进来自己兜售。她把各种瓜子糖果等分成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一块钱，揣在自己的大包里，一个个地问要不要买。
我每次都会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小说，带着去边看边等。这种等待虽然煎熬，但有书相伴，总算让时间过得快一些。在这些漫长的等待中，我见证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和他们的故事。
有一次我竟然在那里碰见一个熟人。她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女孩，脸上带着无奈和疲惫。她告诉我她父亲也因为糖尿病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虽然我记不清具体细节，但我依稀记得，据她说，医院的预约总是约不上，排队排太久，因医院的疏忽和时间拖延，导致她父亲的病情恶化，最终不得不截肢。她描述了他们为了维护权利而起诉医院的经历，但案件已经拖了七八年仍未得到解决。听完她的叙述，我感到既震惊又无奈，心中有着无法言表的叹息。
在那段求医的岁月里，很少看到其他中国人，直到有一次，我碰到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女性，母女俩。妈妈看上去很年轻，而女儿则显得十几岁的样子。她们来复诊是因为妈妈做了开胸手术，她甚至向我展示了胸口上的那道疤痕。我们浅谈了几句，但我没有继续和她们交流下去。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的身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再未看到其他来自中国的病人。
那段日子，心里面的孤独不是文字能够表达的。在医院的等待和治疗中，我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每次去复诊，看到满眼的陌生面孔，听到来自各方的不同语言，我深深体会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隔阂。在那个陌生而忙碌的环境里，我渴望与他人分享，渴望找到一丝归属和理解，但同时又感到无法言说的孤独。在那些疲惫而漫长的等待中，每一个目光的交错、每一个背影，都在默默诉说着各自的故事和内心的孤寂。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不仅仅面对疾病的折磨，更面对着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助感。那段日子，我学会了静静地承受，学会了在孤独中寻找内心的坚定。孤独有时会让一个人在内心变得更加坚强，但也可能使人变得孤僻和封闭。
( 六 ) 配药
新医院大楼的大堂的中间一排排的座椅提供给等候的人们坐的。很多时候有不少流浪汉推着车子进来躺在那些椅子上。因为里面有空调。进门右手边是药房，左手边是小隔间审核福利申请。我每一次拿药都得等至少一两个小时。人多不说，那些工作人员很多时候非常散漫，经常站在那儿说话聊天都不工作。窗口有一排四五个。要首先排队递交药方，然后核实是否付费，然后再等上一两个小时再次排队拿药。有时候有人受不了就会对着取药的窗口大喊：有空聊天，看不见我们这边一堆人在排队吗。我也是折服了，因为要工作所以每次都是选择周末过去，我也好准备在那里耗上一天。
大堂里那一排排的椅子，经常横七竖八地坐着或躺着一些流浪汉。他们身边总是停放着购物车，车里塞满了各种黑乎乎的物品：破旧的衣物、空罐头盒和一些无法辨认的零碎物品。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足以在整个大堂里弥漫开来，一股浓烈的尿骚味，熏得我们几乎无法忍受。无论我们怎么想要远离，那股味道总能够弥漫到我们的周围，挥之不去。在那些年里，特别多的流浪汉也会聚集在这里，他们有时会肆意妄为，而医院的保安们却显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在夏天，他们多得像蚂蚁一样，全都挤在大堂里，一边蹭着冰凉的空调，一边在大声指着周围谩骂。在我看来，他们不像是来看病。
药是每个月配一次。每半年需要医生重新开方子，如果碰到那天药方过期了，还得让你去约时间看医生重新开方子。在政府医院约时间看医生又是那么难，如果不凑巧你可能就只能停药，等看完医生再开新的药方，才能续上药.
就这样，我在那里折腾了几年，为了看病来来回回。每次去医院，总能碰到新的实习医生。有些医生比较好，会多跟我说几句，有些则显得冷漠，什么都不说。其实，他们对我的病情也了解不多，又能告诉我什么呢？更别提什么关心了。我只是他们芸芸众病人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我大概只是个路人罢了。
( 七 ) 后话
再后来，我累了。那些反反复复的排队，看医生，做检查，已经让我身心俱疲。每次踏进那所医院，看到一群像难民似的病患，我感到厌恶和无力。我想要正常一点的生活。我那么年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所以，在洛杉矶县医院折腾了数年之后，我开始考虑一件事情：停药，不再看医生。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但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毫无尽头的折磨。每次面对那些冷漠的医生和拥挤的病房，我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强烈的绝望。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病例编号，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我的整个生活。
最终，我换了工作，公司提供了Kaiser的保险。我在那里约见了一个心脏科医生，她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她肯定也对我的病情一点都不了解。我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停药，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的病例，其实哪来病例，我根本只字不提之前的任何事情。医生说：“如果你觉得没什么不适，可以慢慢减量，然后停药。”
停药的那一刻，我感到一丝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终于挣脱了某种无形的枷锁。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至少我可以暂时摆脱那令人窒息的环境。我希望这样做能让我找回一点点生活的自主权，哪怕只是短暂的假象。
当时的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也不愿意顺从其中。年少的我只希望过上正常的平凡人的生活。然而，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和人生里，我经常责备自己。觉得自己在我最好的年纪里辜负了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是不是自己花太多时间在那家医院（LAC+USC），甚至我会想当时是不是应该哪怕去借钱也应该把自己送到最好的心脏科医院进行治疗，也许就不会沦落成现在的样子了。我在内心里不停地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把自己的人生弄丢了。每次生病，每一次被诊断出无法治愈的疾病，似乎都在证明我没有做得足够好。因此，我更想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正常”，认为这才是我所应该做的。然而，有时候，你越是努力追求某些东西，它却离你越来越远。当我放下内心的压力时，我终于找回了一些平静。而老天爷也通过我的基因检测结果回答了我，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
倘若人世间的悲剧可以衡量，那么这种悲剧分量是十分沉重。病人是生活在黑夜里，两眼茫茫，与正常人生的无缘，苦难似乎永无尽头。再后来的故事，就留待以后讲述吧。这个故事，就先到这儿了。
这张就诊卡是老物件了。是在旧医院大楼里发放的。后来的比较新的是大一点，像信用卡大小，更方一点。